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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高端刑事辩护律师

北京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法学博士欧卫安律师、陈姿伶律师、李永添律师三人团

 
 
 
 
 
 

[置顶] 翻供的程序法意义(一)翻供概述

2011-8-20 10:38:42 阅读56 评论0 202011/08 Aug20

       翻供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后来之无罪、罪轻之陈述推翻了原来有罪、罪重之陈述。翻供现象之普遍化在揭示双重诉讼结构的交互重叠导致当事人陈述的自我矛盾的同时,也对现有刑事程序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提出了深刻的质疑。从某种意义上说,翻供是当事人作为程序自主参与者的回复性权利主张;翻供现象表明了现有刑事程序制度在发现真实与保障权利上的内在紧张,并为中国刑事程序制度的进一步改良,提供实际的论据支持!

在当今中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频繁不断的翻供,尤其是在律师介入或者诉讼推进到起诉审查阶段、特别是法院审判阶段时层出不断的翻供已经成为了我国刑事诉讼中所谓不完全对抗制结构下诉讼现实的最大特色。如何“克服”或“防止”当事人翻供以完成一个表面上甚为中庸的刑事诉讼程序或者“定罪过程”,不仅是公检法机构及其人员需要迫切完成的技术性任务,也是法学界许多学者“理论指导实践”的宏大课题,因之相关文章可谓汗牛充栋。在如此之语境下,翻供已或多或少地预置于一种罪莫大焉的贬义色彩之中。本文之作成,意图在程序理论上对翻供问题之本原或其一定意义上的合理性作出一番探究式的解释,而非其他功用目的。

作者  | 2011-8-20 10:38:42 | 阅读(56) |评论(0) | 阅读全文>>

[置顶] 翻供的程序法意义(二)问题的缘起

2011-8-20 10:40:37 阅读59 评论0 202011/08 Aug20

所谓翻供,一般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程序的各个阶段之间或各个阶段中的前后陈述彼此矛盾,即以后来之陈述否定原来之陈述。严格地说,翻供之实质并不涉及到对案件真相之否定问题---在逻辑上,翻供的可能性在于,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后来之陈述为真,原来之陈述为谬;或者后来之陈述为谬,原来之陈述为真;抑或前后之陈述尽皆为谬。然而,在刑事司法官员,尤其是在中国特有的刑事侦查之司法官员和刑事检察之司法官员看来[1],翻供意味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后来之无罪、轻罪之虚假陈述推翻了原来有罪、重罪之真实陈述。换言之,以中国刑事司法官员之思维定势或者其定义之背景语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有以后来之无罪、罪轻之陈述推翻了原来有罪、罪重之陈述,是为翻供;而以后来之有罪、重罪之陈述推翻了原来无罪、轻罪之陈述,并非翻供,而系如实交代——实践中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无罪陈述,刑事侦查司法官员和刑事检察司法官员甚至不认为是陈述(不作讯问笔录或不记入讯问笔录中),亦不附入相关移送案卷之中。所谓口供,即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之有罪陈述,而无论其形成方式是自愿或者非自愿。在如此之背景语境中,如实供述或者实事求是就构成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律与道义皆具之程序义务;翻供则意味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上述程序义务的背反,而无论在逻辑上这种特殊语境中的价值偏颇是否能够自圆其说。无论我们是否愿意超越这种背景语境,都不得不在这种“先验的偏见”所构成的平台上进行相关的探讨或者解构。因此,前述的所谓翻供之定义,在做本文之探讨时,不得不作出相应的妥协性修正,即翻供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后来之无罪、罪轻之陈述推翻了原来有罪、罪重之陈述---姑且称之为狭义上的翻供定义。

作者  | 2011-8-20 10:40:37 | 阅读(59) |评论(0) | 阅读全文>>

    不必自我归罪是源于英美传统而为包括大陆法系在内的现代各国所崇奉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对抗制产生于指控者(政府)必须在没有强迫被告人提供证据的前提下证明案件的推定,反对自我表现归罪的权利是对抗制程序的一项默示性权利。[4]在美国及日本,不必自我归罪甚至已经上升到了宪法原则的高度。根据该原则,包括犯罪嫌疑人、证人在内的一切人都有拒绝作出可能陷己于罪的陈述的权利。沉默权是不必自我归罪原则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合乎逻辑之程序特权,并与刑事辩护权共同构成了当事人抗拒程序压力的基础。沉默权不仅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绝强制供述的依据,而且也意味着当事人的虚假陈述并不接受法律上不利后果之拘束。换言之,沉默权为当事人在程序中的进退自如提供了可以适当变通的复数选项。问题是,中国刑事诉讼向对抗制的不完全转型在萌生甚至膨胀当事人的影响甚至控制程序之预期的同时,却将对抗制程序的“原装配置”---不必自我归罪原则与沉默权弃之不顾。刑事诉讼法第93条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不必自我归罪原则与沉默权的否定,意味着即使是违背内心自愿的供述或者以所谓“政策攻心”为主要手段的合乎制定法的强制供述都不排除其作为“定案证据”的资格(事实上绝大部分“合法”口供都是当事人内心自愿的证据),这就在一定意义构成了有关机关不择手段获取口供的制度动因,并成为当事人翻

作者  | 2011-8-22 9:43:13 | 阅读(139) |评论(0) | 阅读全文>>

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确立了不完全的对抗制诉讼结构。所谓不完全的对抗制诉讼结构,除了强调有局限的起诉状一本主义、庭审调查与辩论的司法能动主义以外,更强调审前程序的过度的线性结构之特征。分析我国刑事诉讼之结构,从横向透视可以见之控辩裁“三方组合”的三角结构,从纵向观察亦可见公检法前后继起之基本结构性线性关系,因此可谓相对复杂之双重结构[6]。虽然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志趣在于对抗制之移植,而其诉讼职能分立、控辩对抗、三方牵制之特征唯在庭审中方可窥其全貌;传统之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之工序性流转关系及权力职能上的交接相继并未见任何变化,审前讯问之合法性及羁押之控制审查亦仍然不见作为独立裁判者的法官踪影。在如此之双重结构下,审前程序与正式审判程序之间表现出技术特征截然不同的结构转换。在审前程序中,由于司法裁判者的缺席、辩护律师的有限介入引发的辩护功能不足,从而表现出主导性权力过度强势下的单极结构,即线性结构的特征。在如此之偏重传统性结构中,当事人皆做有罪陈述也就不足为奇。而在正式审判程序中,由于诉审分离、控辩对抗及司法至上原则的合理支撑,当事人有相对充分的机会和诉讼能力为自身利益争取最大化的诉讼结果,因此对审前程序中被迫背弃自己利益的口供作出截然相反的重新陈述也就势成必然。然而,即使在正式审判程序中,所谓的对抗制依然是不完全的----案件主要证据复印件的预先移送依然如传统

作者  | 2011-8-22 9:44:41 | 阅读(49) |评论(0) | 阅读全文>>

直接言词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它实际上包括直接审理原则和言词审理原则这两个独立之原则。直接审理原则要求作出裁判的法官必须以适格的体力和精力直接对案件进行审理,一切裁判依据之信息应当全部来自与法庭之采证与质证,并以此为据独立判断,同时所有诉讼参与者都必须直接出庭。言词审理原则要求法庭审理应通过参审人员的口头言词进行,不应以书面陈述代替出庭口证和质辩。[8]直接言词原则的核心就在于反对以侦查案卷等书面材料作为审理判决的依据。在直接言词原则的完整作用下,由于对一般审前笔录的相对禁止使用,无论证据能力与证明力如何,被告人当庭陈述之内容都缺乏与其审前陈述对比之可能性,翻供之问题自然无从谈起。或有人从反对被告人当庭陈述之真实性为由,以其审前陈述做单纯质疑证据使用,亦不产生所谓的翻供问题,因为证明原来口供正当性或合法性之责任本在于控诉机关而非被告人。只有在控诉机关完成了原来口供之正当性或合法性的证明责任后,才有可能产生所谓的翻供责难。何况当庭翻供本身即具有直接言词审判上的正当性和优越性;依据直接言词原则,被告人的审前陈述只有在其当庭自愿以口头方式予以重述或者认可的情况下才具有证据能力,一旦被告人否定其审前陈述,则该审前陈述只有在证明合法以后才具有、也仅仅只具有质疑被告人当庭陈述之真实性的作用。除此之外,被告人的审前陈述形同废纸。遗憾的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在确立诸多当事人主义之原则制度的同

作者  | 2011-8-23 9:12:19 | 阅读(37) |评论(0) |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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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卫安律师,法学博士,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高级职称,,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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